王夫之《宋论》中曾这样说:宋赵匡胤临终前,“使嗣君即位,入而跪读,其戒有三:一,保全柴氏子孙;二,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之人;三,不加农田之赋……”
赵匡胤于公元960年发动陈桥兵变,黄袍加身,从后周柴氏手中夺得政权,做了皇帝。循中国历史故例,本当斩草除根,以绝后患。可赵匡胤终其一生,对柴氏一门优礼有加。临终尚不忘以“政治遗嘱”的形式提醒后世嗣君不可亏待柴氏后人。后来《水浒传》中的小旋风柴进根本不把国家法度放在眼里,靠的也是所遗丹书铁券。
不仅如此,赵匡胤对平民“卑贱”的生命亦常怀恻隐与悲悯,从不妄开杀端。遣大将曹彬征南唐,临行不忘以“城破日,不可妄杀一人”戒之,曹彬不解,曰:“兵久无功,不杀不可以立威。”赵匡胤回答说:“朕宁不得江南,不可辄杀也。”
赵匡胤“政治遗嘱”的第二条“不杀士大夫”,堪称是“一塌糊涂的泥潭里的光彩”。赵匡胤本人虽是“赳赳武夫”出身,却定下偃武修文的国策,遂使有宋一代成为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尊重读书人的朝代。
相应地,宋代文化艺术各领域群星璀璨、空前繁荣也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陈寅恪就说过:“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宋朝的财政不算好,甚至不能算次好,后世对此批评较多。
但财政收入的多寡并不总是可以拿来作为国家力量的衡量标准,靠高税赋维持的财政反有“重敛毒民”之弊。赵匡胤本人厉行节俭,有一次他半夜起来,突然非常想吃羊肝,但想到“我若说了,每日必有一只羊被杀”,结果硬是忍住没吃。
与赵匡胤的节俭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宋代是历史上少有的真正做到了“藏富于民”的朝代,财政、军事力量虽弱小,但民间的经济活动空前繁荣,民间积累的财富不亚于中国历史上任何所谓“盛世”。这自然跟赵匡胤定下的“不加农田之赋”,即不与民争利、与民休息的基本国策相关。
赵匡胤的三条遗训“不谓之盛德也不能”,王夫之《宋论》于盛赞赵匡胤的仁慈之余对之亦有精彩分析。自古帝王临天下,总该有所凭藉。其上以德,比如商汤、周文王;其次以功,比如汉高祖、唐高祖。
而赵匡胤的德行比不上商、周,也不像汉高祖、唐高祖有平定天下之功,其治天下之密钥乃一“惧”字。常怀“敬畏之心”,则“惧以生慎,慎以生俭,俭以生慈,慈以生和,和以生文”,这便是赵匡胤能一统天下,成就大宋盛治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