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冯胜传》有一段话和《明史·汤和传》惊人相似，但二人结局迥然不同：“时诏列勋臣望重者八人，（冯）胜居第三，太祖春秋高，多猜忌，（冯）胜功最多，数以细故失帝意。蓝玉诛之月，召还京，逾二年（即洪武二十八年，1395），赐死，诸子皆不得嗣。”
所谓“数以细故失帝意”，不过是借口，“赐死”是必然结局，而且“诸子皆不得嗣”，完全否定了先前在“免死铁券”中的承诺：“今天下已定，论功行赏，朕无以报尔，是用加尔爵禄，使尔子孙世世承袭。”至于如何“赐死”，语焉不详。张岱《石匮书》说得比较清楚：冯胜妻家的亲戚告发，他在家中埋藏兵器。
朱元璋把冯胜叫来，请他喝酒，说：“我不问。”一名大将军家中收藏一点兵器，不足以构成死罪，况且“免死铁券”明确宣告：“除谋逆不宥，尔免二死，子免一死。”于是只能用不露痕迹的形式—请他饮毒酒，也就是《明通鉴》所说的：“上召（冯）胜饮之，酒归而暴卒。”人们一看便知“暴卒”的原因，但不敢明说，美其名曰“赐死”。
颖国公傅友德的“赐死”方式略有不同。洪武二十六年（1393）他和冯胜一起被“召还”，次年赐死。至于“赐死”的原因，《明史·傅友德传》没有明讲，《明通鉴》有所补充：定远侯王弼与冯胜、傅友德同时从军中召回京师，适逢蓝玉被处死，傅友德内心恐惧，王弼对他说：“上春秋高，旦夕且尽我辈，奈何？”朱元璋通过内线获悉此事，决定赐死。
关于“赐死”的细节，《明史》与《明通鉴》都没有记载。查看《石匮书》终于明白，并非用酒毒死，而是采用了更加令人毛骨悚然的手法：“蓝玉诛，友德以功多内惧，定远侯王弼谓友德：‘上春秋高，行且旦夕尽我辈……’太祖闻之，会冬宴，从者彻馔，彻且不尽一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