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北京市崇文法院2009年的统计，在“80后”离婚中，父母参与的痕迹较多，占了九成以上。
而年轻人也顺势成为由父母操控的“巨婴”，婚姻失败后也难以吸取教训、有所提高。
中山大学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讲师裴谕新也认为父母影响过大是年轻人离婚率高的主要原因，“一是由于可以从父母处得到大量的亲情，年轻人对小家庭的感情没那么依恋，即使离婚也不‘伤’。二是被父母‘宠坏了’，年轻人从小到大都习惯于父母的奉献型的爱，在自己的婚姻中，也常常认为‘对方要以我为中心，为我做奉献’，都想索取而不愿奉献，导致家庭矛盾升级，甚至以离婚收场。三是可能导致要求对方只关注自己。”
因此，不少学者提出要建立现代婚姻的补救机制。“‘将婚姻进行到底’还需要情感诊所。”全国妇联中国婚姻家庭研究会秘书长樊爱国表示，漫长的夫妻生活中，哪有不生病的婚姻，可惜缺少情感医院。建立婚姻家庭咨询和社会救疗机制势在必行。
三、世界上离婚最自由的国家：国内的离婚成本“有点低”
2003年国务院颁布的婚姻登记条例大大简化了在民政部门办理登记离婚的手续，这一方面保障了离婚自由，另一方面也给那些冲动型离婚或草率型离婚打开了方便之门。
一位离婚登记处工作人员坦言，办理离婚的速度虽然提高了，手续简便了，但大家对婚姻的态度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更草率了，一周婚姻、一月婚姻、半年婚姻现在已非个别。
中国法学会婚姻家庭法学研究会会长、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教育学院院长夏吟兰认同现行《婚姻法》制度下，国内夫妇离婚成本极低。
“现行《婚姻法》在倡导自由方面做了很多，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说又显得过于宽松了，比如2001年婚姻法修正案总共只有51条，是现在世界上条文最少的《婚姻法》之一。此外，中国还是世界上离婚最自由的国家之一，夫妻双方登记离婚之前一般得不到必要的调解，花九块钱办手续当时就可以离婚，成本极低。西方国家绝对没有我们自由，因为它们不允许行政离婚，批准离婚之前要让当事人考虑一段时间，考虑过后还要开调解会。”
的确，反观国外，国内的离婚制度不免显得太过“随意”。法国、英国、德国均设立了分居时限，一至三年不等。有的还设立了“反省考虑期”。这加大了离婚的时间成本。除此之外，像荷兰、日本等国家，离婚的经济成本也颇为高昂。荷兰法律规定前夫支付的赡养费要足以让妻子维持婚前生活水准。赡养费的支付年限最高是12年，支付前妻的生活费用基本上为工资的40%。日本离婚后妻子可以拿到丈夫退休金的一半。综合而言，国外离婚的成本较之国内，要高得多。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约束人们慎重对待离婚，进而降低离婚率。
美国一位著名法学家在分析离婚自由成本时指出，婚姻越是容易解除，人们对婚姻的承诺就会越少。如果允许想离就离，那么结婚者花费在婚姻搜寻上的时间就会更少，结果是夫妻更不般配，这转过来又会破坏婚姻的伴侣性，并由此增大离婚的可能。
特别是《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的出台，更加削弱了经济利益对婚姻的约束程度。换言之，当事人因离婚而使财产受到损失的程度大幅度减少，离婚成本再次降低，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离婚率的上升。
四、中国特色：“政策性离婚”
近些年来，还有一种类型的离婚案例不能忽视：属于中国特色的“政策性离婚”。为了报销采暖费、购房、获得拆迁补偿以及符合入学政策等，越来越多的家庭把婚姻当做规避政策的工具。
比如，今年南京楼市火爆，按照其房产政策，离婚后把房产归到其中一方名下，另一方再购房的，可以享受较低首付款比例及相关税费优惠。为了省钱就选择假离婚，这样就能省下一大笔支出。在利益驱动下，今年前四个月，南京市民的离婚数，比去年增加了将近一半。
还有的夫妻想把孩子户口落在祖父母家，以便让孩子进入热点学校，但目前部分热点学校对于孩子户口挂靠在祖父母家的情况，要求只在孩子父母无房的情况下才允许孩子入学，于是一些夫妻就离婚，带着孩子的一方变成“无房户”，以便让孩子能顺利落户热点学区。
除了上述因素，现实案例显示，开放的社交网络也在侵蚀着一段又一段的婚姻关系。在北京从事心理咨询工作的于琨从接触的实际案例中发现，80后的离婚咨询中，多达一半以上的婚外情都与网络有关。
中国婚姻家庭研究会专家委员会副主任陈一筠说，陌陌、微信一类应用程序，特别是“摇一摇”、自动定位等功能的增加，使得这些工具成了坊间俗称的“泡妞工具”、“出轨利器”，冲击了一些原本就已脆弱的婚姻关系。
名目繁多的社交app使更多年轻人受到了两性关系的诱惑，但这也暴露了他们在婚姻关系中的不自律和混乱。年轻人离婚率的上升某种程度上代表着社会的进步，但年轻人也应该肩负起婚姻关系中自己的责任，学会经营婚姻的含义，以及领悟“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美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