号的由来
除了名、字，有些古人还有“号”。“号”是一种固定的别名，又称别号。封建社会的中上层人物，特别是文人，往往以住址和志趣等为自己取号，包括斋名、室名等。如唐代李白的青莲居士，杜甫的少陵野老，宋代苏轼的东坡居士，明代唐寅的六如居士，清代郑燮的板桥等都是后人熟知的。
有的别号的使用率甚至超过本名。别号是使用者本人起的，不像姓名要受家族、行辈的限制，因而可以更自由地抒发或标榜使用者的某种情操，别号中常见的“居士”、“山人”之类就是为了表示使用者鄙视利禄的志趣。宋代欧阳修晚年号“六一居士”，就是以“一万卷书，一千卷古金石文，一张琴，一局棋，一壶酒加上他本人一老翁”，共六个“一”取名。
南宋爱国诗人陆游忧世愤俗，被权贵们讥为不守礼法，他就自号“放翁”，表示对他们的蔑视。南宋画家郑思肖在宋亡之后自号“所南”，表示心向南方。
明末画家朱耷为明朝宁王朱权后裔，在明亡后落发为僧，因欣赏八大人觉经，取号“八大山人”，“八大”连写，似“哭”非“哭”，似“笑”非“笑”，寓“哭笑不得”意，来抒发自己怀念故国的悲愤之情。当然，更多的官僚缙绅和封建文人所取的各种动听的别号只不过是附庸风雅、沽名钓誉的幌子。
另外还有“绰号”，这大都是他人所取而得到公认的别号，是对人的刻画和形容。春秋时百里奚沦落楚国，被秦穆公用五张羖（黑公羊）皮赎回，人称“五羖大夫”，可算是古代的绰号。唐代奸相李义府外柔内奸，被人称为“笑中刀”。
除了上述的字、号外，历史上常用来代替个人姓名的还有几种情况：
1.地望（包括出生地、住地和任职所在地等）。如东汉孔融称为孔北海，唐代韩愈称为韩昌黎，柳宗元称为柳河东，孟浩然称为孟襄阳，宋代王安石称为王临安等。以地名称人在封建时代是表尊敬，叫作称“地望”。但清末有人做了一副对联：“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上联指任北洋大臣（宰相）的李鸿章（合肥人），下联指任户部尚书（司农）的翁同龢（常熟人）。这里却利用“地望”的双关语义讽刺了封建大官僚的贪婪豪奢。
2.官爵名（包括职衔、封号等）。如东汉发出“穷当益坚，老当益壮”豪言的马援，被称为马伏波（曾任伏波将军）；投笔从戎的班超被称为班定远（曾封定远侯）；蔡邕被称为蔡中郎（曾任左中郎将）。
3.弟子或后人所敬的尊称。如宋周敦颐称濂溪先生，吕本中称东莱先生，明归有光称震川先生，王夫之称船山先生等。
4.谥号。即人死后按其生前事迹评定褒贬给予的称号。一般帝王的谥号由礼官议定，臣下的谥号由朝廷赐予。东汉时还有私谥。如秦穆公、周昭王、汉哀帝，宋代包拯称包孝肃、岳飞称岳武穆、秦桧称秦缪丑（原由宋高宗谥“忠献”，后宋宁宗时改），明徐光启称徐文定，清纪昀称纪文达等均是谥号。私谥的如宋黄庭坚的门人谥其为文节先生等。
5.在姓氏前加形容词指称特定的同姓者。如大戴、小戴分别指汉代学者戴德、戴圣叔侄，他们编纂的《礼记》也分别称为《大戴礼》、《小戴礼》。晋代文学家阮籍、阮咸叔侄也分别称为大阮和小阮。南朝谢灵运和堂弟谢惠连都是诗人，被称为大、小谢；大、小谢也指谢灵运和谢朓。唐代诗人中老杜或大杜专指杜甫，小杜则指杜牧。宋代称老苏、大苏、小苏则指苏洵、苏轼、苏辙。
6.以几个姓并称特定的几个人。如“班马”指史学家班固和司马迁；“李杜”指唐代诗人李白、杜甫（或指诗人李商隐、杜牧）；“元白”指唐代诗人元稹、白居易；“韩柳”指唐代文学家韩愈、柳宗元；“二程”指宋代理学家程颢、程颐兄弟；“三苏”指苏洵及其子苏轼、苏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