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李建成便利用李渊与李世民的权力矛盾，打击秦王集团是屡屡得手，连房玄龄和杜如晦都被调出了秦王府。
武德九年（626年），李建成计划利用突厥犯边之机将秦王府武将一网打尽。如果计划成功，秦王李世民集团在政治上就被消灭了，这才逼得李世民发动了“玄武门之变”。而在整个“太子之争”中，李建成一直占据政治优势。
其次，“玄武门之变”前，太子李建成拥有长安部分卫戍部队的指挥权，还公开组建了三千长林军，再加上东宫原本的卫队与齐王府军队，李建成阵营的兵力大约在五千人到六千人左右。而李世民在长安的兵力只有八百人。
所以在“玄武门之变”时，包括李世民在内的秦王府几乎所有能拿武器的人都参加了政变，长孙皇后的舅舅高士廉甚至跑到大牢里去发动囚徒参战。如果不是在政变之初就干掉李建成，李世民未必能取得“玄武门之变”的胜利。
玄武门之变是李世民一生中最为重大的转折点，它将李世民一举推上了大唐帝国的权力巅峰，同时也将他推上了一个彪炳千秋的历史制高点。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这个骨肉相残的悲剧事件无疑也使他背上了一个沉重的道德包袱——终其一生，李世民也未能真正摆脱玄武门之变留下的心理阴影。
这样的一种负罪感在某种程度上被李世民化成了自我救赎的力量，成为缔造盛世贞观的潜在动力之一，但是与此同时，这种强烈的道德不安也驱使着李世民把权力之手伸向了他本来不应染指的地方。
在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上，这个地方历来是“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的，然而这一次，唐太宗李世民却非进不可。
形象地说，李世民“非法进入”的是“历史殿堂”的“施工现场”。准确地说，是李世民执意要干预初唐历史的编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