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07-21 12:01:23 历史
岛国的相对狭小,自然局限(多灾多难的自然环境)和文化历史的短暂性和外发性深深震撼着日本人的心灵,影响着日本民族。使日本民族心态中首先蕴藏着对自然威力无可奈何的宿命论,以及幻灭感压抑感和危机感。但是压抑感和危机感使日本民族孕育了极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调节与选择应变能力;幻灭感和孤独感培育了他们注重现实,及时行乐的特点以及扩展视野的要求,努力。总之,日本民族既承认命运的存在,又竭力去与命运抗争。
日本要感谢大海,是大海给与了日本现代化的机遇(大海使日本彻底独立于中国的华夷秩序之外。历史上中国已经数度成功构建了跨越整个东亚乃至周边区域的天朝礼治体系,但日本始终未能被完全纳入其内,这其中最关键的因素就是海洋在近代之前的巨大障碍功能,使中国的力量未能投射到日本。)假设中国和日本之间没有大海的阻隔,日本也难逃华夷体系和封贡体系。也就不会存在日本独特而成功的现代化之路。
关于日本文化:日本对于传统的负担却至轻微。日本在历史上一向是一个文化的输入国,具有模仿其他文化的悠久传统。“大化改新”时,它从中国大量输入文字、制度、宗教、礼仪和商工技艺等,近代它再由中国转向西方,向各方面显居优势地位的西方国家学习,实在是顺理成章之事。日本在文化上的“自卑感”与中国在文化上的“优越感”实恰成强烈的对比。( 再看一下中国文化:中国文化负担太重了。因为中国文化自成一完美的体系,几千年来,向为东亚文明唯一的中心。由于历史悠久的关系,我国对于过去传统的负担,极为沉重,难在极短的时间内迅速改弦更张,顺利地适应新的近代欧洲式的环境。儒家思想向为中国文化的正统,结构精严,意境高超,所以中国文化在其长期发展的过程中,已形成了根深蒂固自尊自大的优越感,不易发现或警觉于自己文化体系中的缺失。而且,几千年来,我国一直居于文化输出者的地位,实不易于承认近代西方文化在某些方面或整体上优越性的事实。)
2、兰学运动的启蒙运动作用
西欧各国在社会变革和革命之前都会有一场思想解放运动(如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日本也与之相近,在明治维新前也出现了一场思想解放运动即兰学运动。
所谓兰学,是指日本人在与荷兰人贸易或接触后,煞费苦心地从荷兰文书籍和百科全书中挖掘出来的西方近代科学知识和学问,其涉及医学、军事、冶金、地理学、天文学等学科。兰学始于16世纪与西方文明接触,19世纪下半叶逐渐步入高峰。兰学的发展为明治维新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其具体表现:首先,日本人地理观、世界观的转变。这一转变使得日本能够冷静地按照当时的国际秩序和惯例处理外事问题。其次,日本文化价值观的转变。日本人开始认识到传统东方文化与近代西方文化的差异,从而价值观开始发生朝向西方和近代化的转变,其突出表现在医学上的转变。其最终结果是“和魂洋才”取代“和魂汉才”并且这一思想逐渐普及。第三,统一的民族和国家意识上的觉醒。由于西方的冲击及其导致的以洋学为主体的启蒙运动的影响,日本人想要建立像大英帝国那样国家的体制的愿望越来越强烈,以致许多武士、知识分子甘愿为此付出一切,这是同时代的中国士大夫所不能比拟的。
3、武士阶层的作用
明治维新的领导者是资产阶级化的下级武士,即时人所谓的“志士”, “志士”就是狂热的极端民族主义者和具有很大抱负的政治活动家,并且他们接受或部分接受资产阶级思想。他们主要出自下级武士或武士知识分子阶层。他们具有忠诚、尽职、勇敢、荣誉感等武士的传统价值观,同时在洋学和西方近代文明直接或间接影响下已具有一定的近代西方思想萌芽。他们宣传变革主张,培养维新力量。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吉田松阴及其老师佐久间象山,他们通晓国学、洋学。他们的学生有明治时代的领导人伊藤博文、山县有朋,明治维新三设计师之一的木户孝允,长州藩极端主义者领导高杉晋作、草坂玄瑞。他们在明治维新及其以后的日本历史上发挥了重大作用。“志士们”具有近代西方强国的视野和使日本成为世界强国的抱负,更重要的是他们掌握了以近代西方先进武器和体制建立起来的武装力量。
日本在幕府统治末期能涌现出一群能文能武,既有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思想,又有世界视野和近代政治思想的志士,是明治维新成功的原因之一。(可以设想一下,假如没有“维新三杰”,近代日本会走向哪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