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晚年,他的“守成”“法祖”已经升华到如此高度,那就是每天都死按“实录”办事。
嘉庆二十年(1815年),礼亲王昭琏因小事将其属下人等禁押在王府之内,严刑拷打,手段非常残酷。皇帝闻知十分生气,判昭琏革去王爵,圈禁两年。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六月,皇帝早起恭阅康熙“实录”,看到内有平郡王纳尔图打死无罪人又折二人手足一事,当时康熙的处理方案是革去王爵,免其监禁。礼亲王案远较之平郡王案轻,于是皇帝当日下旨,改变前判,“敬承家法”,将昭琏释放。
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十月十九日,宫内文颖馆失火。火势不大,内宫太监鉴于天理教血染紫禁城的教训,怕引来坏人混入宫中,没有开宫门命护兵入内救火,而是由太监们亲自扑灭。按理说这事处理得不能算错。可是嘉庆皇帝在八天之后读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九月“实录”,内载乾隆帝规定,凡宫内园庭遇失火等意外之事,即行开门放外边人等进内扑灭。于是皇帝根据这一记载,以违背乾隆指示为由,下旨处罚有关官员。
正是在这种不论时间地点一律按“实录”办事的原则下,大清朝一天天走向了万劫不复的沉沦,皇帝也在迷茫中一天天老去。
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孔子后人、第七十三代衍圣公进京面圣,回来后把皇帝的谈话一丝不苟地记载下来,使我们得以直击这位皇帝晚年的精神面貌。皇帝一见面就说:“我想到曲阜去,不能,你知道不?山东的水都过了临清了,这个怎么好,真没法。圣庙新修的,我等到七八年后去,又残旧了,怎么了?”
过几天辞行,皇帝又旧事重提,絮絮叨叨地说:“我登基已是二十四年,总不能去(祭孔),是缺个大典。我从前虽然随着高宗(乾隆皇帝)去过两回,到底不算。我到你那里去容易,就是路上难,水路吧亦难走,旱路吧亦难走……你看河上水这么大,山东民情亦不好,到底怎么好?弄得真没法,了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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