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何况唐太宗对三位嫡子的爱护在史书上的记载是数不胜数,而对李恪的照顾相比之下就单薄了许多,甚至无从列举。李恪能否算上是唐太宗爱子,着实值得推敲一番。
其次,根据史书的记载,李恪最迟贞观七年便去了封地,而与李恪同龄的李泰不仅不“之国”,唐太宗甚至还想过让其“入居武德殿”,最后还是被魏征力谏劝止。
李治更是自长孙皇后去世后就一直由唐太宗亲自抚养,甚至在被封为太子后,仍让唐太宗不惜公然违反礼制也要继续留在身边,这便导致了褚遂良刘洎等人分别在贞观十八年、二十年相继上疏恳请皇帝不要留太子在身边一味溺爱,放其回东宫。
而贞观七年李恪赴任齐州都督时,唐太宗对李恪说:“父子之情,岂不欲常相见耶?但家国事殊,须出作藩屏。”可见让诸王之藩是因为“家国事殊”,更是为了绝诸皇子的“觊觎之心”。
但这一番冠冕堂皇的话,实际上更适合身为太子同母弟的李泰而不是庶出的李恪,毕竟作为太子同母弟,李泰对储位的威胁才是最大的。然而唐太宗在“家国事殊”面前却出于私心,仍旧选择把心爱的李泰、李治留在了自己的身边,却将没什么威胁的李恪打发到封地上去。
如果唐太宗真的舍不得李恪前往封地,真的心疼爱子的话,想必李恪也应当如同李泰李治一般,留在自己的身侧,但是唐太宗并没有这么做,而是说了一番场面话,什么“父之爱子,人之常情”“但家国事殊”。如此也能认为李恪算得上是唐太宗爱子的话,个人以为这样的“爱子”其实不提也罢。
再者,贞观11年时唐太宗对李恪说的这番话——“父子虽至亲,及其有罪,则天下之法不可私也。汉已立昭帝,燕王旦不服,阴图不轨,霍光折简诛之。为人臣子,不可不戒!”翻译成通俗易懂的白话文就是:父子之间虽然是至亲,一旦犯罪,则天下的法令不能够偏私。汉朝已立昭帝,燕王刘旦不服,暗中图谋造反,霍光以一封便笺就杀了他。为人臣下,不能不深以为诫!
很明显,这口吻已经相当严厉了,根本不是父子之间联络感情的话语,而是在训斥。而联想一下正是在这一年,李恪因为打猎踩坏百姓庄稼的事被唐太宗罢免了安州都督一职,所以番话实际上是唐太宗在非常严肃地斥责李恪:“虽然你是我儿子,但你若不遵纪守法我也救不了你!”真不知道要如何才能看得出来,唐太宗其实是一副爱子情深的模样的。
至于贞观12年唐太宗给李恪写的这封信,若只注意到“汝方违膝下,凄恋何已,欲遗汝珍玩,恐益骄奢”这么一句,自然会觉得其间是饱含了父子之情,然而此信的题目却是《诫吴王恪书》。
诫者,告诫、警告之意,齐王李祐在封地上屡屡犯错时,唐太宗也曾写信“诰诫之”。所以这封信也不是什么诉说离别后的思念之情的,而是唐太宗写信来警告李恪要老老实实地待在自己的封地,不要再胡作非为了。
而且就在唐太对李恪说“欲遗汝珍玩,恐益骄奢”——以避免李恪变得骄奢为由而不肯多给他财物,结果在面对李承乾与李泰时,唐太宗却又是截然相反的态度。唐太宗赏赐李泰时不仅“赐泰物万段”,每个月给李泰的东西甚至“有逾于皇太子”,对李承乾更是干脆直接取消了他出用库物的限制。
至于唐太宗会如何在书信中表达自己的爱子之情,不妨看一看唐太宗出征高句丽时给李治写的一封信,简直堪称是小肉麻。但是比起对李恪的谆谆告诫之意,或许唐太宗给李治的这封信才更似寻常间的父子之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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