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告诉你，我当时拍奥运会开幕式的时候，我是怎么想的，我认为它弄砸了，我没觉得它是个多了不起的事。你们觉得了不起，那是你们的事，对于我身处其中的人来说，我觉得它弄砸了。”
这是方希见到张艺谋第一次情绪如此激动，还骂了脏口，“但他在10秒钟之内就迅速控制了自己”。
然后张艺谋对她讲：击缶结束，儿歌，接下来红旗入场，奥运会开幕式音乐总监陈其钢黄着一张脸：“导演，你赶紧跟电视转播的人要求一下，电视很难看，拍出来不行！”“那一刻，我的脑子一片空白。我的所有努力，那么多人的艰苦训练，付诸东流。接下来3个小时的表演，我必须坚守指挥台，还要留意各方传来的信息，”张艺谋回忆，“我沮丧极了。”
张艺谋至今没看过国内转播的开幕式：“主要是我自己的恐慌，阴影太重，我不忍看了，只要大家说都不错，这一篇就赶紧翻过去了。”
世俗的权力和名望也并未给他提供一种真实的安全感，“国师”这个称号不喜欢——“这个词招人恨啊。”他曾对方希说：“我真没想过自己成了个什么‘国师’，好像就真了不起了。都没有。我只觉得，阿弥陀佛，没弄砸。”
习惯性恐慌
“恐慌”是张艺谋人生的关键词，若是忽略这些，就无法完全理解他。“从他个人的经历上来讲，他永远是个边缘人。”方希说，哪怕现在，“他很清楚地知道自己的江湖地位，但并不会因此而觉得安全，恰恰如此，他特别不安全。”
张艺谋的爷爷是老燕京大学的毕业生，父亲毕业于黄埔军校，是国民党员，按昔日的政治标准，他的家庭是历史反革命加现行反革命，张艺谋从小被人叫“黑五类”、“狗崽子”。
在咸阳市棉纺八厂当工人时，工厂通知“党团员和要求入党入团的积极分子留下来，其他人可以走了”，全车间800人，只有张艺谋一个人得走。后来通知的次数多了，就直接喊：“张艺谋，你可以走了。”到最后每到通知开会张艺谋就自觉拿起饭盒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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