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教院的时候，很幸运的结识了互联网，也学会了写诗，开始知道海子、顾诚、博尔赫斯，那个时候我很少和同学交往，主要是和论坛的诗友们交流，现代诗不仅是一场朦胧的美梦，也让我做了一场“我成了他们”的美梦；有一次重庆的诗友聚会，我也去参加，诗友们请我吃了顿肯德基，吃到一半的时候，诗友们告诉我，这顿她们请客，她们还有事，先走了。
“梦幻（我当时的笔名），你慢慢吃哈，我们先走了。”
我要说，那些诗友是好人，她们看出了我的窘困（那时我在教院勤工俭学，一个月能挣150）没有让我AA，我为了这次聚会带了100块钱；只是现实又一次告诉了我，会写诗并不意味着“我能成为他们”，当然也不意味着我就有男朋友。这种强烈的挫败感一直伴随着我到奉节的学校工作。因受这件事的刺激，那个时候的我还小小的愤青了一下，曾发誓一定要出人头地，一定要让自己成为体面的城里人。
奉节的学校其实也没什么不好，是，那个地方经济很差，辣条都能上桌当一个菜，但是比起我家来说，其实也并没有差到哪里去。工资收入其实还算可以，我只是不甘心想一辈子就这样，我只是很想成为“他们”。（“罗玉凤的妈妈正在一个破旧的小窝棚内煮饭。屋内昏暗无光。灶是用泥土和砖垒起来的，一口大铁锅里装满猪食，另一边架着的一只锑锅，煮着清水白菜，没有丁点油水。灶面上卧着一只肮脏的老猫……”这是后来我征婚后记者到我家采访时的素描，大家感受一下。）
最后，我做出了辞职去上海的决定，为什么选择上海？只是因为上海是中国最发达的城市。“都认为我就这样了，那我就到中国最发达的城市去，让你们承认我也可以成为你们。”这就是我当时很中二的想法。
到了上海后，现实第N次教育了我，不是到了上海，就能成为一个体面的城里人，恰好相反，到了上海，才发现以我的学历，我的条件，我一辈子也只是一个在上海务工的，还是土里土气的“农村娃儿”，我从来没有像在上海那几年那么沮丧，生平第一次内心有一个声音在告诉我，是不是该认命了？幸好，我内心那股强烈的欲望抵消了我的沮丧，甚至更加激发了我的斗志。
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我征婚了，一夜之间，我爆红了。
虽然那个时候网上骂声一片，但是其实我的内心深处是窃喜的，因为我终于有一样东西是很多城里人没有的了，拥有了这样东西的我好像就可以以此得到他们的承认，并且从此走上人生的巅峰。但是内心的这种窃喜，很快就变成了巨大的失望和屈辱，当时的我竟然被我母校（教院）保安给赶出了学校，而且是很不耐烦的赶走了，看他的样子，好像是赶走了什么令人不愉快的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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