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的大多数”并非不爱国，甘愿接受异族统治，但他们自己不原意牺牲，那是“肉食者”当大官者们的事，但他们也有期待，就是希望别人为“旧中国”守节殉难。如今，整个江南都在看着被俘的文天祥，盼望着他早日杀身成仁。也许，他们是害怕又出现一个“李陵”吧。
喊出“沉默的大多数”心声的是文天祥的老部下，也是他庐陵（今吉安）的同乡王炎午。王炎午（1252年—1324年）字鼎翁，是一位爱国青年。文天祥赣州起兵勤王时，王炎午满怀一腔报国热血，参加抗元斗争事业，作了文天祥勤王军中的幕僚，很快却因为母亲有病而回归乡里，并“躲过”文天祥部队失败捐躯或者被俘的机会。
这位当时28岁的王炎午，闻知文天祥押送船将过江西，即作了长达1800余字的《生祭文丞相文》。王氏将《生祭文》誊写近百份，“字大如掌，揭之高砌”，张贴于文天祥可能被押解经过的自赣州、吉安、榉树、南昌等沿途驿站、码头的山墙、店壁诸醒目处。
还派人在各处宣读：“呜呼！大丞相可死矣……文章邹鲁，科甲郊祁，斯文不朽，可死……为子孝，可死。二十而巍科，四十而将相，功名事业，可死。仗义勤王，受命不辱，不负所学，可死。……虽举事率无所成，而大节亦已无愧，所欠一死耳……”如果“志消气馁”，“岂不惜哉”。
总知，文丞相应该死，而且要赶快死。他唯有一死方可明志，生命必须毁灭；忍辱偷生或者投降，就却意味精神的死亡。王炎午们做的一切就是为了鼓动文天祥“速死”以保持名节，这并非个体行为。
那位曾经入狱探望文天祥，并给其演奏《胡笳十八拍》的道士汪元亮，也在探望过后“勉励”文天祥：“必以忠孝白天下，予将归死江南。”王炎午的行为，其实代表了当时江南在元兵铁蹄下“沉默的大多数”的道德要求，这篇祭文对当时的震动因此很大。
王炎午如此大张旗鼓地劝文天祥死去，是有着社会心理基础的。中国文化对文人的节气和女人的贞节的重视，在进入宋代以后，已经形成了一种高调的社会会文化，但能够自觉实践的毕竟还是少数，多数人并不去殉难，而是劝他人为了崇高的道德价值做出牺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