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高调的道德要求在文天祥以前就有存在，在其后也更有发展，但是像王炎午如此大胆地直接提出，形成对文天祥的道德舆论压力，还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次。文天祥是千古一见的英雄，但是，身未亡，却享受“生祭文”，传世千古，在历史的长河中，也只有文天祥一人了。
有人赞颂王炎午的这篇祭文：“感情壮烈，语言精湛，亦属祭文中的杰作”。还有人认为：“洗练凝重，气势磅礴，对仗排列的句式使祭文铿锵有力，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有力地推动了当时形成的爱国主义思想浪潮，同时也体现出王炎午本人悲壮激切的忠贞气节。”
中国人内心深处有一种道德崇高下对生命的冷漠，那就是对于为敌人俘虏的士人，与被玷辱的女子，都希望能够以死守节。中国也许会善待俘虏的敌人，但不幸被俘或遭侮的自己人，如果不能迅速被杀，则最好及时自杀，以保持士人或者女人的贞节，反正是“期待”他们死掉。
投降或屈服，意味着随后无尽的骂名，如果被放回来，那与屈服和变节的结果差不多，一生中也会在道德歧视中受尽屈辱。当然，希望俘虏和被侮辱的女人自杀的人，却是没有牺牲的危险的，他们“安全”地道德观望和审判，其任务只是给女人列贞节牌坊表彰，流传烈士的英雄事迹。
据说当时元世祖忽必烈爱其才，先后派出平章政事阿合马、丞相孛罗招降，至元十九年十二月八日（1283年1月8日），元世祖召见文天祥，亲自劝降。文天祥坚贞不屈，答曰：“一死之外，无可为者。”元朝又请出当时已经降元的南宋大臣，出面劝降，结果遭到文天祥的痛骂；元朝又派出已经被俘的宋恭帝赵劝降，文天祥置之不理。
次日押赴刑场（柴市口，今北京东城区交道口），文天祥向南方跪拜，从容就义，年47岁。行刑后不久，“俄有诏使止之”，然文天祥已死，忽必烈惋惜说：“好男子，不为吾用，杀之诚可惜也！”文天祥的妻子欧阳氏收尸时，在其衣带中发现绝笔自赞：“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
文天祥著有多篇作品，以《过零丁洋》和在狱中所题《正气歌》最为人所认识和称道，其中前者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乃千古绝句。他生前所用的砚台玉带生砚仍保留至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