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士良为树立自己的绝对权威，以追查“甘露事件”为由，对不依附自己者一概贬杀。一时间，京城内尸横遍地，一派肃杀气氛。仆射令狐楚对唐文宗说："参与李训事件的人都已被杀，他们的族人也都尽灭。如今暴尸横籍，腐臭难闻，实是惨不忍睹啊。"
文宗听后也很伤心，下令将宰相王涯等人的尸体埋葬。仇士良闻知后，怒不可遏，私自令人掘其坟墓，将尸骨扔到河里，以泄心中之恨。“甘露之变”后，仇士良对唐文宗一直怀恨在心，屡次想废掉他，另立一个更听话的傀儡。当他找值班的翰林学士崔慎起草换帝诏书时，只因崔慎对草拟诏书誓死不从，仇士良才免强罢手。
在“甘露之变”中，朝廷官员有上千人被杀。这次事变后，宦官更加盛气凌人，对待皇帝也很不礼貌，常常出言不逊，唐文宗羞惧难当，从此也不再做声。据说，只是在独居无人的时候，唐文宗才会自言自语：“须杀此辈，令我君臣间隔。”他还留下了一首“辇路生春草，上林花发时。凭高何限意，无复侍臣知”的诗，此诗正是这一凄凉无奈神情的写照。
开成四年（公元839年），唐文宗在一次延英殿召对的间隙，退坐思政殿，悄悄地问当直学士周墀：“在你看来，朕是什么样的君主？”周墀再拜：“此事不是臣所能够有资格评价的。不过天下都说陛下是尧舜一样的君主。”唐文宗苦笑道：“朕的意思是，如果与周赧王、汉献帝相比如何？”
周墀惶骇跪奏：“陛下之德，周成王、周康王和汉文帝、汉景帝也难与相比，怎么要自比那二位亡国君主呢？”文宗道：“周赧王、汉献帝不过是受制于强臣，今朕受制于家奴，自以为远远比不上他们。”说罢，不免又一阵伤感。宦官对待皇帝尚且如此，宰相更是不在话下。天下大事从此都由宦官的北司决策，南衙宰相机构只是“行文书”而已。
似乎上天也不眷顾唐文宗，开成四年六月，久旱无雨，派往各处祈雨的使者却没有带来多少值得鼓舞的消息。唐文宗一度对宰相表示，如果上天再这样不下雨，他就将退居南内兴庆宫，再另选贤明之主，自己不做这个皇帝了。开成五年的新年，唐文宗没有接受群臣的朝贺。
正月初四，唐文宗病死在大明宫太和殿，抑郁的皇帝，无奈地走完了他三十二岁的一生。历史对唐文宗留下了这样的一句评价：有帝王之道，而无帝王之才。可见，用人是关键，皇帝也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当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