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就是说，电影《长城》的成功必须建立在事态完成和英雄精神转变两个层面的完整并相得益 彰之上，即事态上要讲述加林放弃盗火药加入宋军抗兽的行动，精神上要完成加林从一个雇佣兵到天下义士的转变。
从剧情走向来看，电影《长城》以“家国情怀——牺牲”VS“个人主义——攫取”“情义无价——信任”VS“利益联盟——背叛”这个冲突为核心，紧扣打怪兽和盗火药两条线索交叉推动展开，结构完整，气氛恰当，加上多种光线条件下宏伟神秘的空间造型和炫酷特效，长城应该说是一部风格独特、创意有突破、艺术表现扎实的商业大片。
但是，由于影片对“家国情怀牺牲小我”和“个人主义的攫取”两个对立观念的情节展开力度太弱，给人的感觉是电影只是完整交代了加林 放弃盗取火药加入到宋军打怪兽的行动，却没有有力地讲述加林的精神成长，即从“个人主义的攫取”向“家国为上的牺牲”的价值转向。
从逻辑上说，加林这个性格的变化是他行动的前提，也是影片产生真正的逻辑说服力和情感感染力的基础。影片叙事上的断裂就出现在这里。观众对影片诟病最多的地方也就在这里。
按说，对于这几位好莱坞大牌编剧，这种“打怪兽+成长”叙事应是他们再熟悉不过的套路，不可能出纰漏。之所以会出现断裂，笔者猜测是这部电影的美国 编剧与中国导演文化立场的不协调造成的结果。
在电影《长城》中，如果英雄加林的内心要从一个西方人熟知的价值立场向集体主义、牺牲奉献这样的陌生领域转 变，这个转变在文化的意义上就是一个西方骑士对中国文化的臣服。这就不只是技巧问题，而是一个作品主题和作者的价值认同问题。
好莱坞的编剧们不禁会问：除了西方拯救世界难道还有其他的选项吗？
张艺谋回答说：有。
好莱坞编剧问这个问题是因为西方人与中国交往时惯有的启蒙拯救心态，张艺谋的回答则体现了一种中国人在与西方交往时潜在的“马可·波罗视点”。西方人的这种心态大家很熟悉，不用多说。马可·波罗视点意味着中国人希望西方人在与中国打交道时能以当年马可·波罗那样的态度来喜爱、赞扬，甚至崇拜中国文化。
当这个视点内置于《长城》故事写作时，就要求雇佣兵加林从一个西方勇士变为东方义士，要求加林经过这一场与饕餮的战争像当年的马可·波罗一样完成对中国文化的臣服与崇拜。这样，张艺谋要用家国至上牺牲小我这样的儒家情怀代替好莱坞惯用的西方个人英雄主义的故事。这个期许遭到了好莱坞本能的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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