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这种“术”，其实只是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的追求短期实效的一些具体政策而已。唐代人颜师古解释《汉书·武帝纪》的内容的时候，曾经引用了李奇的说法。说商鞅为法，能够奖赏地位低下的有功的人，惩罚地位高贵的有罪的人，但是缺点是偏于严厉苛刻，不注意以宽厚之心让老百姓得到实际的利益。后来有人还说，秦国在道德方而名声不好，受到东方人的歧视，甚至有称秦国为“虎狼之国”的说法，商鞅都是要承担责任的。
朱熹也曾经批评说，商鞅只是一心要急切地达到使秦国富强的目标，但是并不在教育和文化上下功夫，是应当受到谴责的。也就是说，商鞅的政策，只是片面追求国力的强盛，而放弃了执政者首先应当致力于文化建设的基本责任。商鞅之政的这个特点，其实，司马迁在最早为他作传时已经有“刻薄”、“少恩”的评价了。太史公虽然笔法简略，可是实际上已经为我们勾勒出了商鞅文化肖像的大致的轮廓。
应当注意到。司马迁在这儿可不只是对商鞅个人进行什么道德品性和文化资质的分析，他实际上是表露了对商鞅改革的社会历史效应的一种文化感觉。贾谊有一篇挺著名的政论文字——《陈政事疏》。这篇文章里面说商鞅丢掉了礼义的传统，废止了仁德的政策，放弃了思想文化方面的建树，而专力于军事政治的进取，竟然导致秦国社会风习颓坏，世情浇薄。
家族间的亲情纽带也已经被实际的利益追求刀斩断了。当时秦国民间风习。据说将耱锄一类的普通农具借给父亲，也会以为施以恩惠而得意洋洋，在母亲取用簸箕扫帚一类用物时，竟然可以恶言咒骂。秦人自商鞅之后，兴起了功利第一的时代精神。这虽然确实能够使得民众振奋起来，同心协力，致使秦国强盛，又运用兼并之法，完成进取之业，终于灭掉了齐楚燕韩赵魏等六个国家，占有了整个天下，可是在军事成功的另一面，我们却看到秦人已经一步步走向了文化上的天下大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