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个罪名，也不是子虚乌有。嵇康追求“越名教而任自然”，蔑视世俗礼教，“轻贱唐虞而笑大禹”、“非汤武而薄周礼”，将矛头直指统治者一力推崇的儒家道德体系，可谓是离经叛道。要说两个罪名都是有据可查，嵇康死得也不算冤枉。可问题在于，毋丘俭造反是在正元二年（255年），嵇康被杀则是景元三年（262年）。
司马昭怎么早不动手？魏晋之交，蔑视礼教、放浪形骸已经成为一股社会风气，怎么就单单挑嵇康下手？既然嵇康有此罪状，为什么不名正言顺的抓人，而要借助吕安一案？总之一句话，司马昭怎么就突然想起要杀嵇康？由于嵇康的老婆是曹魏宗室长乐亭主（曹操之子曹林的孙女），于是很多人推测，嵇康在政治上倾向于曹氏，以致于对司马昭心生反感，乃采取隐居避世的不合作态度。
此一说在逻辑上虽然讲得通，但事实上却违背了嵇康的本心。嵇康崇尚老庄学说，无意仕途，只有早年做过一阵中散大夫，后来好朋友山涛举荐他入朝为官，干脆写了篇《与山巨源绝交书》，以示道不同，不相为谋。嵇康的理想是“采薇山阿，散发岩岫。永啸长吟，颐性养寿。”
因此，无论朝廷上掌权的姓曹、姓刘、姓孙，还是姓司马，他都不会违背本性的与其“合作”，而要去做一个逍遥的隐士。而嵇家对司马氏，也从没有什么仇恨，嵇康的哥哥嵇喜，在司马昭手下位至高官；嵇康的儿子嵇绍更是为护卫晋惠帝，被乱军所杀。因此，所谓不合作，恐怕并不是司马昭杀人的重要因素。
另一方面，这样一个无权无势的曹家女婿，纵使有心“匡扶大魏”，可也是绝然无力。那又是什么，让司马昭萌动杀心？答案可能很简单，他不过想借嵇康人头，来震慑人心。正如钟会向司马昭说的那样，“今皇道开明，四海风靡，边鄙无诡随之民，街巷无异口之议。”
“而康上不臣天子，下不事王侯，轻时傲世，不为物用，无益于今，有败于俗。昔太公诛华士，孔子戮少正卯，以其负才乱群惑众也。今不诛康，无以清洁王道。”在当时，“上不臣天子，下不事王侯”的文人，恐怕不在少数。司马昭要夺取天下，必然要借重主导舆论的名士。怎么办？杀鸡儆猴。谁是最肥的野鸡？嵇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