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是要在乐安等待将朱高煦已分封为济阳、临淄、昌乐、淄川、齐东等地郡王的儿子们一一抓来,朱瞻基及所率亲征大军又在这里停留了三天。在这三天里,一是安排阳武侯薛禄、兵部尚书张本及御史给事中等安抚军民,收缴民间兵器。
二是于八月二十二日,下令改乐安州为武定州。三是在八月二十三日,以胜利平定了朱高煦的“反叛”,分派官员敕谕在北京居守的皇弟郑王瞻埈、襄王瞻墡代为祭告天地、宗庙、社稷,并分别奏报皇太后、告谕北京文武群臣。
同时派员专程送信给自己的另一位叔叔赵王朱高燧,详细通报了自己讨伐朱高煦的原委及过程,并说明了自己对朱高煦“以亲亲之故,不忍弃绝。令同宫眷居于北京,以全始终之恩”的处置方式。
同日,下诏让各处动员之兵不必再前进,同时停止了为这次亲征提供保障的粮饷运输,派礼部官员先期出发告拜班师归程所过山川。八月二十四日,在命阳武侯薛禄、尚书张本仍留武定州安抚军民。
并设置武定守御千户所,调德州卫前所官军充实其兵员,强化了对乐安一带的守备之后,朱瞻基的征讨大军取道相对来程偏西的乐陵、东光方向,让太监“护送”着朱高煦父子和全部家眷,让锦衣卫官“械系”着所逮捕的所有“同逆者”紧随其后,一路浩浩荡荡踏上了班师归程。
当朱瞻基率领这支“胜利之师”离开乐安不远,未到乐陵黄家店时,久日不雨的天空竟然下起了滂沱大雨,迫使他不得不在这里停留两日。后又在献县单桥为是否转向彰德削除赵王斟酌两天。
九月初六,车驾回到北京,朱瞻基就马上亲自祭告天地、宗庙,摆筵向社稷行谒谢礼。当他出御奉天门视朝时,刑部、都察院、大理寺暨文武廷臣再次劾奏朱高煦“谋危宗社,大逆不道,宜正国典,以为乱臣贼子之戒”。
朱瞻基仍以“国家待宗藩具有祖训,朕宗社,大逆不道,宜正国典,以为乱臣贼子之戒”。朱瞻基仍以“国家待宗藩具有祖训,朕不敢违”为辞,下令工部专门在西安门内建造一馆室,用以囚禁朱高煦父子妻女。
但当群臣复奏“叛逆之人不分首从,皆得处极刑”时,他就下令要从王斌、韦达、朱恒等人审讯出朱高煦谋反实情,依法处置。
仅仅过了三天,九月初九,就将作为朱高煦“逆党”的青州中护卫指挥王斌、乐安知州朱恒、乐安千户所千户盛坚,汉王府典仗侯海、长史钱巽、教授钱常、群牧所百户井盛等六十余人一并处决,只有汉王府长史李默以曾经“谏诤”而免死,被判流放口外。
翌日,九月初十,又处决了同样被指为朱高煦“逆党”的山东都指挥使靳荣及其儿子靳义等。此后,因被卷入此案被杀的还有天津卫镇守都督佥事孙胜、青州左卫指挥史诚、河间卫镇抚温英、德州卫指挥郑兴、镇抚刘志等六百四十余人。
连在锦衣卫大狱中被拷问至死的山西都指挥张杰、杨云也被“戮其尸”。其他因“知而故纵与藏匿叛人”被免死罪发配至边军者一千五百余人,被流放至边境为民者七百二十七人。
在处决靳荣等人的第二天,朱瞻基对随其亲征的人员按官阶大发赏钱:公三千贯、侯二千五百贯、伯二千贯;都督一千贯、都指挥五百贯、指挥四百贯、千户镇抚三百贯、百户所镇抚二百贯、总小旗将军一百五十贯、军士校尉力士各一百贯。
文职官六品以上如武职例,七品八品一百五十贯,九品以下一百贯。厨役五十贯。病故溺死官军加半倍给其家人。接着又在九月十二“赐随征乐安州还京文武官太师英国公张辅等六千八百五十人宴于奉天门。
加赐扈从文武官军旗校人等彩币绢布:公,彩币六表里;侯、伯五表里;都督、尚书四表里;都指挥及文职三品、四品一表里;指挥,绢二;文职五品以下及千百户、镇抚将军、力士校尉旗军绢一;厨役绵布各一”。
九月二十一,又命法司及锦衣卫,将所缉捕的乐安州“同逆”亲属分赏给功臣及三品以上的文臣家中做奴婢。(由此我们可以想见,在封建社会“谋反”的后果有多么严重!)
朱瞻基做了这么多,究其根本,应该是不让人们对他劳师动众进行的这次亲征有任何质疑,同时也是进一步坐实朱高煦的反叛罪名,以证明自己的正确性。如此,罪名定了,同逆也杀了,就容不得朱高煦再做任何辩解,也不会给他任何解释的机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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