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每次乞讨完后，戏剧学校的老师都会到家里来找惠英红的父母要钱，“我爸是一个文人，我妈因为疼孩子就不敢反抗，每次都给，有一次我真的受不了了，就说要用毒药泡茶给他喝，他听到了就走了，还跟我妈说你这个女儿快死了，那么毒。”
不过，在童年惠英红的心中，善良的际遇对她的影响还是更大：“那个阿姨的老公瘫在床上，带着三个孩子去湾仔谋生，还愿意教我们怎么卖货，第一批货也是让我们先赚到再还给她的，后来她还帮我们写信给政府申请公屋。所以我一向都觉得，最倒霉的时候总会碰到很好的人。”如今，这位阿姨还住在惠英红家附近，两家平时还会串门。
“湾仔有很多可怜的母亲，有的带着两个孩子，肤色都不一样，因为她是那种老妓女，老公帮她拉皮条。说实在的，最脏的地方长出来的人，那个爱是最浓的，当时有很多吧女，其实都是家里很穷，又有很多孩子，通常大的那个就牺牲自己去当吧女，赚得快，全家可以有饭吃。而且这些吧女有时候会被水兵带出街，看到我们这些小孩卖口香糖，就拿起水兵的钱包买一两块，其实就是帮忙，反正钱也不是她的。”
如今，惠英红想起小时候的经历，仍觉得自己是幸运的：“我出身虽然很惨，但是在湾仔有很多人疼我，有钱人可能都没我吃得好。我小时候真的漂亮，嘴巴又甜，我跟水兵说要吃什么，马上就有人买给我吃。水兵还没到的时候，就跟大家吃大排档，叉烧、烧鸡饭啊，鸡汤随便喝，一般人是吃不起的，但我每天都是这样吃。”
后来，惠英红去学跳舞，别人要用一年的时间，她九个月就去了美国、丹麦表演，很快当上领舞。跳了两年多，她就被大导演张彻看中去拍戏了。到了剧组，十几岁的她又被大家宠着，“所以虽然我出身于底层的底层，但是我自己的生活环境是去到中上层的。有一次算命的说我是公主命，可是是流放的公主，不过总归是公主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