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连年对匈奴用兵，加上汉武帝本人酷好神仙方术和奢侈享受，大兴宫殿，浪费无度，国家财政很快便濒于崩溃。为了筹措庞大开支，王朝政府便只能加重徭役，致使农民大量破产流亡。天汉二年（前99年），齐、楚、燕、赵和南阳等地都爆发了规模不等的农民起义。
为了聚敛财富，武帝还实行“算缗”、“告缗”，凡申报税负不实的商贾，充军边疆一年，并没收其财产。为了怕商贾有所隐瞒，还鼓励民众检举揭发，“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即把没收的财产奖赏其一半。这政策一出台，全国人都起来纷纷举报，中等以上商贾几乎都遭告发，倾家荡产，天下财富均归王朝政府。
汉武帝还依靠桑弘羊等人实行盐铁官营、酒榷（酒类专卖）、均输等政策，与民争利。但官营垄断行业往往效率底下，官员利用职权贪污腐败、欺压百姓的情况日益严重，导致百姓怨声载道。据《汉书·食货志》记载，“冶铸煮盐，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公家之急，黎民重困。”
“钱益多而轻，物益少而贵。”“功费愈甚，天下虚耗，人复相食。”政府垄断经营、压制民营商业的结果是，财富更加集中到那些大官吏手中，而均输政策并没抑止住物价，反倒是物价飞涨，百姓更穷，到了人相食的地步。汉武帝末期，全国人口竞至减少了一半。
如果翻看《史记》，我们就会发现，“隐忍苟活”的司马迁在《史记·孝武本纪》中只是记栽其信用方士，四处求仙事，对其政治功业甚少叙述。
唐史家司马贞更是在《史记》索隐中评汉武帝“疲耗中土，事彼边兵。日不暇给，人无聊生。俯观赢政，几欲齐衡。”将汉武帝与秦始皇相比，可以说这样的评价是很严厉的，体现了中国史官的儒家传统价值。
另一个伟大史家，宋代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对汉武帝的评价同样不高，他称汉武帝“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盗贼，其所以异于秦始皇者无几矣。”
认为汉武帝奢侈无度，严刑峻法，完全就是个秦始皇再世。之所以汉武帝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没有重蹈秦始皇的覆辙，原因只在于汉武帝“晚而改过，顾托得人”，及时调整了政策。
所谓“晚而改过”，是说汉武帝晚年下《轮台诏》，自称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强调“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后人因此称此诏为中国皇帝的第一个《罪己诏》，但此诏并非真正有所追悔，而是他深知行将就木，积怨甚多，太子尚幼，必须做个表态，以抚慰庞大的官僚群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