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说萧淑妃的女儿几四十简直是无稽之谈，咸亨二年（671年），高宗李治四十三岁，长子李忠如果在世也就二十八岁，做为妹妹的二公主是绝对不可能超过二十八岁的，《新唐书》有故意夸大的嫌疑，可信度大打折扣。武则天纵然醋意大发，才迁怒于李弘，但为何不铲除二公主以解心头之恨，而鸩杀自己的儿子，岂不是让亲者痛仇者快？
况且请嫁二公主是李弘死前四年，武则天不会记恨长达四年才想起杀害亲生儿子的。看来《新唐书》的说法也有失偏驳。《资治通鉴》的记载则略显暗昧。“天后方逞其志，太子奏请，数迕旨，由是失爱于天后。义阳、宣城二公主，萧淑妃之女也，坐母得罪，幽于掖庭，年逾三十不嫁。
太子见之惊恻，遽奏请出降，上许之。天后怒，即日以公主配当上翊卫权毅、王遂古。己亥，太子薨于合璧宫，时人以为天后鸩之也。”可以看出，《资治通鉴》故意将李弘与武则天所有冲突事件都堆在上元二年中叙述，而《资治通鉴》作为编年体史书，应是按事情发展顺序逐年记载的，虽然推说“时人以为天后鸩之”。
但分明使人顺理成章地联想成武则天与天子矛盾激发，导致武则天狠下杀手的。《通鉴》的主编司马光思想偏于保守，支持王朝正统，“褒贬以言，孔道是模”，把儒家信条做为品评历史人物的准则，反对女主乱政，所以不难理解所书的用意，但是又担心玷污了自己“秉笔直书”的美名。
于是在《通鉴考异》中为自己辩解说：“按弘之死，其事难明，今但云时人以为天后鸩之，疑以传疑。”《唐会要》、《肃宗实录》等书，大体与上述三史的记录大同小异，这里就不赘言了。那么成书较早的《旧唐书》、《唐会要》都找不到确凿的证据证明李弘被鸩杀。
而陆续修订的《新唐书》、《资治通鉴》是在前人书中兼收并蓄而成，可信度远不及前者。据骆宾王《讨武曌檄》，说武则天“杀姊屠兄，弑君鸩母”，但半句不提鸩杀太子，这样一个名正言顺的讨逆口号却弃之不用，可见在当时社会根本没有武则天鸩杀太子这一说法，或许真的是后人附会的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