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敬瑭深知,不给足契丹甜头,契丹是不会把他推上他梦寐以求的帝位,贿赂和称臣是必须的,但是这两个方法不止他一个人用,区区贿赂和称臣是无法使得契丹出兵帮他,他必须用无法抗拒的诱惑来拉拢契丹,就是让他遗臭万年的尊父和割让。
当石敬瑭想借契丹之兵来反唐称帝之时,左右具不敢言,只有刘知远和桑维翰支持,但是当石敬瑭要尊耶律德光为父,割让燕云十六州之时,刘知远也不同意了,成为后汉开国皇帝的刘知远深知此举将遗祸无穷(见《资治通鉴》刘知远谏曰:“称臣可矣,以父事之太过。厚以金帛赂之,自足致其兵,不必许以土田,恐异日大为中国之患,悔之无及。”),但是石敬瑭和桑维翰仍然一意孤行,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搬得动契丹。
没有天生的汉奸,汉奸都是被利益驱动的,石敬瑭用尊父和割让得到了眼前的利益,在契丹的支持下,当了皇帝,但是却使失去了北方屏障的中原在以后的几百年间都不得安宁。当了皇帝的石敬瑭践行了自己的许诺,将燕云十六州割让给了契丹,但是能干出尊父这种事的石敬瑭,对于他来说,背信弃义应该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他为什么不毁约将燕云十六州扣下呢?
饮鸩止渴
在石敬瑭身上,认耶律德光作父,往大往小说,都是他个人的污点,但是割让燕云十六州,贻害无穷,正如刘知远所说,“恐异日大为中国之患,悔之无及”。
石敬瑭想偏安,他不会冒一点点得罪兵强马健的契丹的风险,所以他不遗余力的实行了他对契丹的承诺,实事求是的说,他是一个毫无廉耻、毫无气节、毫无尊严的人,但客观上,也是由于他对契丹这种低到尘埃中的姿态,换得了后晋相对和平稳定的局面,使得社会有良好的环境可以修生养息、发展经济,虽然要给契丹进贡大量财物,但是由于生产恢复得好,人民还能维持短暂的小康生活,这就是《资治通鉴》中对石敬瑭政绩的肯定。
可能作为乱世中的草民,家国大义、民族气节,都虚无不可及,而石敬瑭的七年是不用担心朝不保夕,流离失所的七年,古人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犬没有尊严,人有尊严,但是如果能苟活,宁为犬,不为人。
但不管在石敬瑭称帝的短短七年里,他有如何的政绩,也无法改变他过大于功的事实,因为这短暂的,昙花一现的太平盛景之后,就是燕云十六州地区无休无止持续了几百年的战乱交替。
历史是可以窥探人性的,历史上的人,他的行为必须在人性的角度上是合理的,历史也是一定程度上重复的,今日发生的事情,在过往的历史中,必然也会寻觅到蛛丝马迹。
石敬瑭为什么要割让燕云十六州给契丹,因为只有割让燕云十六州才能确定无疑的请动契丹,而以四十五岁之高龄认三十四岁的耶律德光作父,不过是添了一把柴而已。在历史上,割地求荣,偏居求安的并不只石敬瑭一个人,在他之前,大有人在,在他之后,也大有人在,而历史的经验常常证明,亡国自割地而开始。
士为知己
石敬瑭在契丹的支持下,坐上了帝位,但是却坐不稳,他上不敢得罪契丹,下有武将拥兵自重,而这些武将,以刘知远为首,多对契丹大为不满,各藩镇屡发叛乱,石敬瑭是内忧外患,终于在坐上皇帝宝座的七年之后忧郁成疾而死,时年五十一岁。
石敬瑭死后,短暂的太平瞬间土崩瓦解,石敬瑭养子石重贵继位,是为后晋出帝,他是一个有不确定的骨气,盲目的抱负,摸不清局势厉害,掂量不出自身实力的人,他不想像石敬瑭一样屈辱的侍奉契丹,但是他作为一国之君治国任人的才能完全比不上石敬瑭,在权臣景延广的支持和鼓动下,石重贵与契丹开战,但是这时候的后晋,无可用之将,无可守之险,纵使景延广雄心壮志敢对辽太宗耶律德光发言,“晋朝有十万口横磨剑,翁若要战则早来”,可惜他没有忠臣之忠,没有烈士之烈,更没有能将之能。
初战二捷之后,后晋兵败如山倒,石重贵在位仅仅四年,后晋立国仅仅十一年,就又为契丹所灭,是谓之成也契丹,亡也契丹。石重贵亡国后,在契丹屈辱度日,苟且偷生,于十七年后死去。
而后晋石重贵朝中力主对抗契丹的景延广,在契丹虎狼之师南下之时,手握重兵,却按兵不动,耶律德光已来,他的十万口横磨剑却不祭出,这个臂力过人,箭术出众的人,好一时匹夫之勇,临大事犹豫不决,有反契丹的思想,说反契丹的话语,却无真正反契丹的行动,契丹军队用他的话“晋朝有十万口横磨剑,翁若要战则早来”在他营前叫嚣,景延广也稳坐不动,以至于文臣武将对他非议纷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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